【提要一】
明确地说，民意问题，从属于民主政治问题，民主政治以外没有什么独立的民意问题。单挑出“民意”两个字大做文章，不是他在民主政治问题上有什么新发现，而是抖机灵，赚眼球，学着比他官大的政府官员玩票儿。看似体制内高官挺民意，实则不知在挺什么。身为李源潮领导的组织部管理的高级干部，身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担任副局长，为何耐不住老老实实地念共产党的经？
“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偏废不得，缺一不可。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石，没有这个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保障，真正的民意是根本不会得到尊重的。
【提要二】
今天，有一部分活跃者很善于设置社会议题，伪造一些民意：什么“杨佳官逼民反大侠”的民意啦，什么“深圳海事局书记强奸幼女”的民意啦，什么“钱云会被地方政府谋杀”的民意啦，等等。
这些操控民意的人懂得捣乱的机巧，他们知道，互联网时代，市场经济，全球化，国家界碑依然故我，所谓民意是一个多元函数值。
【提要三】
操控民意是意识形态战争的主要手段，是话语权之争的主要手段。他们知道，丑化中国政治制度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民意，而制造“民意被当局强奸“的舆论则是利用民意的至高境界。面对这样一个背后有黑手，海外有赏金，海内外呼应的民意，俞可平局长大人，我们怎么办呢？你的那个“民意是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是否需要做出一点修正？
当下中国，没有人认为民意不重要，也没有人认为执政党可以轻拂民意，更没有人认为民主政治可以不关注和体现民意。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反复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对民意的高度重视。
但是，有个别党的高级干部却语出惊人，第一不去区分具体的民意和抽象的民意，第二离开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政体实质，把一个含含糊糊神神怪怪的“民意”抬到“天下殆哉，岌岌乎”的高度，他们笔下的“民意”成了一种人们仰之弥高，却不知所从的东西。
这样的文章，自然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关注，网上有人称“俞可平文是胡锦涛智囊的观点”。俞可平先生是这样神话和抚弄“民意”的：
他绘民意强大：“民意是钢铁长城,；民意是洪水潮流”；
他为民意定位：“民意是“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
他拿民意说事 ：“人民有权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力”。
俞可平的文章里，并非没有讲过正确的话，但是，他总能弄出来弦外之音。2007年，俞写过《民主是个好东西》，当时他大声疾呼“民主是个好东西，博得了开明的改革派的好名声。但是，他的民主在天上飘着始终没有下来，他似乎舍不得具体说说“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身为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高级干部，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旨这样惜墨如金，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这一次，他故伎重演，大讲“民意大如天”“敬畏民意”，“民意是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却绷着脸不肯讲“什么样的民意大如天”，“我们究竟要敬畏什么样的民意？“什么样的民意不能作为检验合法性的的基础？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1、俞可平语出惊人话里有话带来的小剧场效果
有人会问，强调民意重要，强调人民至上，人民主权，有什么不好呢？
假如俞可平能够证明他所谓的“民意”等同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同于“人民至上”，“人民最高主权”，并在这样前提下展开论述，逻辑上虽非周延，因为“主权民主”与“治道民主”究竟是不同的，但是总体方向上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俞某没有、可能也不屑设置这样的逻辑前提（如果他设立了这样的逻辑前提，这篇文章其实也没有必要写了），于是，我们看到的俞可平关于民意的文章，没有啥子像样的论证，只有匆匆的标新立异的结论。耐人寻味的是俞可平“天大地大,民意最大”的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当然很是爽了一回。该报为代表的“两报一刊”最喜欢发表反体制的，力挺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文章了，今有体制内的意识形态高官主动投稿，如此给力的文章岂有不重视的道理？尤其是当文章中现出“人民有权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力”字样的时候，未及读完，有人已经喜极而泣抽筋昏倒了。嗅着突尼斯飘来的“茉莉花”的芳香，遥望埃及街头焚毁的大楼，阅读这样给力的句子，或许另有一番刺激
当然，俞可平并没有讲茉莉花、埃及大楼，也没有讲现在就要“收回执政者权力”，但是，俞可平语出惊人话里有话带来的小剧场效果的辐射效应传得很远。
2、敬请俞局长心情好的时候回答如下问题——
俞可平：“天大地大,民意最大”。
可是，究竟什么才是民意呢？有人可能会问：上街的突尼斯反对派、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反映的是不是民意？
俞可平回答的很具修辞色彩：“民意，就是民众的愿望、民众的需求、民众的评判、民众的心声、民众的舆论、民众的信任。”暗下猜想，如果电脑不死机，俞先生还能敲出来更大的一堆新词壮阔自定义的民意。
“愿望、需求、评判、心声、舆论、信任”这些东西归到一个大堆里，起名民意的“俞式民意论”看似很炫目，但这样的民意，作为“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站得住脚吗？
将这一堆似是而非的东西定义为民意，并且赋予其最高的合理性、合法性、执政基础、最高的道德意义，俞可平先生难道没有发现这个时髦的说法逻辑不自洽？俞先生文章不长，是否系无法自圆其说之故？
敬请俞局长心情好的时候回答如下问题——
1、民众的“愿望、需求、评判、心声、舆论、信任”这锅沸腾的“东北乱炖”（大杂烩），难道是同质化的吗？《乌有之乡》的愿望需求评判心声舆论信任，《南方周末》的愿望需求评判心声舆论信任，您以哪个作为执政的基础呢？2、这个君称大如天的民意五光十色，内部分裂，自相矛盾，如若君为执政者，将如何采纳如何自持？3、更不要遑论部分的、局部的、小范围的、一些人的、区域的具体的民意，仁兄如何将之捆绑到一块而不分崩离析。4、在“两报一刊”这样的媒体新闻自由的的前提下，所谓民意不免受到外界的干扰，某种民意常常是无良媒体操纵的结果，那么“媒体泼污的信息的集合”与民意何干？5、在美国人嘴大，美国话给力的地球上，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人家手里，诸如“中国倾销”、“中国独裁”、“汇率操纵国”的一类“舶来民意”及其“汉奸民意”，如何能成为检验我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俞可平也承认，“中国共产党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作自己的宗旨,把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视作社会主义的生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民的利益应当是其根本的价值追求”。但是，连一个垫场的转折词都不给出，俞可平先生一句话就拐下道了——“民意则是其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 ，“是其执政资格的源泉”上去了。
哲学家卢梭
3、卢梭曾陷于“公意”悖论，俞大人如何摆脱“虚构公意”？
首先，民意大概是需要加以甄别和检验的，那么应该来怎样来甄别民意、检验民意呢？甄别和检验的动议本身是不是民意呢？如果不是民意，亦即没有这个民意，那么还检验不检验呢？
其次，就当某某意见是民意了，那么民意如何保真呢？比如国务院信访办的民意，总得通过一个方式来辨别具体事情的真伪吧，受到鼓舞的上访者一律求见大官，仿佛谁见的官大，谁就更具民意。那到底是“敬畏官意，还是敬畏民意”呢？
其三，人们常说公民权利一律平等，但民意估计也是要有大小的。30人的民意，与3万人的民意，与3亿人的民意可能是有差别的。特别能折腾的3百人的民意，可能折腾得仿佛超过3亿人的民意。那么大民意与小民意对撞，是大让小呢？还是小让大呢？都不让，如何过关呢？
其四，这部分民意与那部分民意不一致的时候，谁代表真正的民意呢？遵从什么样的民意呢？
其五，真正民意的裁定标准是什么？裁定人又该是谁呢？裁定人的裁定权从何而来？
其六，偌大一个国家，民意五花八门如何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意，卢梭当年做过很多的努力，最后仍然陷于“公意”悖论之中，俞局大人如何摆脱“虚构公意”的窠臼呢？
其七，既然“公意”乃为虚构，民意又难以操作，民意检验执政合法性的道理何在？
其八，民意之民，即是人民之民，也为民众之民，即为集合概念之人民，也为分散概念之人们，作为分散概念之人民的组成部分，人们免不了按照自己的实际利益去思考问题，他们在盘算和理解自己眼前的实际利益的时候，固然不乏生活智慧，但是，要让这样的民意直接变成国家建设的大政策、大方向、大主意，这件事到底怎样操作，才能符合实际，集中正确意见，体现出远见，符合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呢？
4、勿忘有人专门制造民意，借以丑化中国政治制度
以上问题因为只揪住民意二字，而不不联系具体实际，大家听得难免糊涂。
请容我举例子说话。
譬如，某时某地，“集中力量干大事”，就未必是民意，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干大事是必须的，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所在，尤其在工业化没有完成之前，没有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奋斗经历，就不会有今天独立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尽管干这件大事是必须的，但是，直接的民意很可能更乐意把钱分光吃净而拒绝干什么大事。鉴于此，我们怎么理解“民意是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呢？
再譬如，某地区产生严重的分离主义倾向，分离主义一时间成为所谓民意，民主矛盾演化为民族仇恨，你不必怀疑，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民意。但是，这个民意，你如何尊重呢？尊重的后果又是什么呢？这个民意的合法性在什么地方呢？假如尊重了这样的民意，中国共产党还要不要再这个地方继续执政呢？
再譬如，今天，有一部分活跃人很善于设置社会议题，伪造一些民意：什么“杨佳官逼民反大侠”的民意啦，什么“深圳海事局书记强奸幼女”的民意啦，什么“钱云会被地方政府谋杀”的民意啦，等等。这些操控民意的人懂得捣乱的机巧，他们知道，互联网时代，市场经济，全球化，国家界碑依然故我，所谓民意是一个多元函数值。
操控民意是意识形态战争到主要手段，是话语权之争的主要手段。他们更知道，丑化中国政治制度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民意，而制造“民意被当局强奸“的舆论是利用民意的至高境界。面对这样一个背后有黑手，海外有赏金，海内外呼应的民意，俞可平局长大人，我们怎么办呢？你的那个“民意是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础”是否需要做出一点修正？
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的历史相背才是是否具有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民意通常是多变的，目标分散的，短时间受到关注的，人们其说不一的，容易受到操控的，而民心则反映一定历史区间之内，人民的较为恒定的想法愿望情绪。所以，要听民意，更要护民心。只看民意，不懂民心，断不了瞎折腾。
在国家前途、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不能动辄迁就所谓民意。
因为民意，并不必然等同于人民的根本利益。
更不允许借口民意，挑战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
尤其要警惕那些打着民意旗号的政治家操控玩弄民意。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今天，打着民意的旗号破坏强有力的中央统一领导，业已经成为时髦，今天的叫法是“小政府大社会”，据说这是民意，什么时候中国民间生出了与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一个腔调的“鬼影子民意”。
突然回想起来，20年前的一段时间，戈尔巴乔夫出了名地注重民意，长袖善舞民意飘带。他带着莱莎夫人到处，到处视察演讲，其表情郑重，口若悬河，享受民众欢呼，仍不忘瞩目远方，显现出深邃的历史感。民众提出什么问题，他一面不假思索地答应，一面痛斥基层官员官僚主义不顾人民死活。相形之下，新思维运动领袖戈尔巴乔夫的形象高大悲天悯人近乎完美，而那些不近人情的基层官吏则越发显得不是东西。听讲的人们向戈尔巴乔夫夫妇欢呼致敬，高喊乌拉，乌拉，那时的戈尔巴乔夫显得多有民意基础啊。
但是到头来，苏联人民吃尽了这种新思维领袖遵从所谓民意的苦头。
开始，人们发现，仅仅是戈尔巴乔夫的话根本没有落实的可能，后来，这位头顶着苏联地图的共产主义的叛徒自动缴械投降从内部捣毁了前苏联。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不同意国家分裂的强烈民意之下，只凭借着百分之十几的少数派的民意，苏联就被解体了，俄共就被宣布为非法了。
戈尔巴乔夫本人收获了奥斯陆的一块奖牌，又成为LV皮包的代言人。少数金融寡头政治寡头终于可以分光吃净占尽便宜以至富可敌国，人民最终发现自己受骗了。
今天，戈尔巴乔夫当年的虚伪做派已经莫名传到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一些人学得惟妙惟肖，比戈尔巴乔夫还戈尔巴乔夫，他们也喜欢突然出现在某一个场合，喜欢手舞足蹈说些好听的、煽情的、其实本来就没有准备回去落实的好话，追求让人民泪花翻滚的特写效果，仿佛只有他们最亲民最懂民意。
这种行为好比刘谦傅琰东的春晚魔术，抽不冷子来一次，赶巧赚了，炫目至极。但是，众目睽睽之下，一遍一遍老演就没劲了。这与什么敬畏民意根本挂不上钩。属于习惯路径依赖心理综合症，殊不知民意瞬变，民心不傻，大家其实看得出来。
6、中国民主政治以外，没有什么独立的民意
今天，一批相当级别的干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骑墙、抖机灵、顾内外，看前后，左右摇摆，赶着参加什么基金会，像押宝一样糊弄神灵，满院子埋石头。如此之状态，敬畏民意岂非骗人的鬼话？
一位朋友说，这样的文章话里有话看不懂啊。
话里有话是俞可平先生的一个特点。
明确地说，民意问题，从属于民主政治问题，民主政治以外没有什么独立的民意。
俞可平单挑出民意两个字大做文章，不是他在民主政治问题上有什么新发现，而是抖机灵，赚眼球，学着比他官大的政府官员玩票儿。身为李源潮领导的组织部掌管的高级干部，身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担任副局长，何不老老实实地念共产党17大以来的经书？所谓理论创新不能离开“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统一”，这三者偏废不得，缺一不可。
“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统一”三条，为什么“偏废不得”，为什么“缺一不可”？
因为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石。
离开这个基石，大谈民意法力无边，大打民意牌，把民意弄得跟江湖大力丸一样，弄得跟张悟本的绿豆一样，弄得跟李一道长的男女双修一样，明眼人让人看着就很可疑。俞可平看似体制内高官挺民意，实则不知在挺什么。彻底地说，当代中国社会，没有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保障，真正的民意也是不会得到尊重的。
当年，刚刚经历了艰苦抗日战争赢得胜利的中国人民希望铸剑为犁永久和平多么热切的民意，却被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间，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操控民意比起戈尔巴乔夫来，更带着5000年文化糟粕的玄机与阴森。
这种所谓顺从民意的结果，后来大家都知道了，那是一个龙应台的大江大河都洗不干净的历史丑闻，国内一些幼稚的敬慕蒋介石者还没来得及收起笑容，国民发动的用美援装备开打的内战已经炮声隆隆了。
哲学家赵汀阳
7、民意问题，从技术角度看，是民主的量化评估问题
哲学家赵汀阳讲过这样的观点：“民主的技术性优势特别表现为能够以可量化评估的方式去表达政治正当性”。“民主就是让人民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政治责任和政治风险，即使是错误和愚蠢的选择，也仍然是政治正当的，人民只能自己承担责任。”“民主把政治问题肤浅化，这个学术缺点却正是民主政治的成功之处。既然民主创造了一个肤浅的政治循环解释，即人民自己决定如何统治自己，这就解构或回避了各种令人心惊胆战的政治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执政党没有也不可能停留在俞可平的认识上，关于执政理念，胡锦涛经常讲的是三条：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
只此一个证据，司马南便不信俞可平是什么胡锦涛的智囊。
但是，这样级别的干部出来较着劲儿，抖着机灵抚弄民意，终究透着不吉利，党的指导思想与理论队伍出现混乱，此非孤证。
怎样判断和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好不好？邓小平讲过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邓大人把“稳定”放到了头一条，甚至极而言之“稳定压倒一切”。余以为，这与“治与乱”，乃为中国政治的顶级问题有关，中文的“政”是为了“治”，否则即为失败政治，“治”是中国政治的根本，乱则败矣。体量巨大的国家，一旦乱得不可收拾，一切都谈不到了。乱而治之，稳而定之，团而结之，改而善之,悉为发而展之。
如果失却了邓小平说的这三条，或者正好反过来：第一国家不稳定；第二，人民不团结，生活没改善；第三，生产力得不到持续发展。执政党一天到晚跟着矫情的、多变的、多元的、往往受人为操控的民意转，今天你为民意拜票，明天我为民意上街，后天你为民意揭发对方的短处，我则为民意找记者爆料……
请大家想一想，这时候，13亿人的国家，会是个什么样子？谁还能安心搞建设做工作？难道那样子就是民主政治美妙的蓝图？难道那个样子就是我们的俞大人所欢迎的所向往的？
一般地估计，俞局应该比我等一般百姓站得高看得远，但是，与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比，可能还嫩了一点。故此，已经有过两轮出位之后， 俞大人或许有必要引入瑞星软件，做一番系统性纠偏。
（2011年2月8日，大年初六，星期二）
蒋介石 5、戈尔巴乔夫长袖善舞民意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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